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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梁漱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记》还原了这位儒学大家的知与行,学与思。

梁漱溟日记:了解先父其人的又一“窗口”

梁培宽

此书是先父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约 70 余万字)。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先说最早的一个“窗口”——《楞严精舍日记》。

1916 年先父发表《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按“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先父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先父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 1912 年至 1916 年,先父居家闭户四年(十九岁至二十二岁),因“倾心于出世”,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四年,他过起“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他尝回忆起那时期“寻求佛法”中的艰辛:“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费力甚苦”,“展读难于索解,犹自暗中摸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父靠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了解,确立了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后来就因为钻研了一个“冷门”(指佛学,他自己如此说),被蔡元培先生引进北大。七年北大工作,先父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自 1921 年首次问世至今,此书再版加印十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先父尝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创获。也是 1921 年后,他有了“翻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

令人遗憾,由于北大时期日记的短缺,我们只能从他的其他文字中,有个如上的概略的了解。

投身于农村工作是先父一生的另一重要阶段,前后约十年(1928 年至 1937年)。这个十年,只留有日记三年,且极为简略,若非其本人甚难读懂;幸好先父晚年曾逐日作了说明,由笔者记录,作为注释附于其后。因此,尚可起些“窗口”作用。

1938 年至1947 年,又是一个十年,这个时间段,先父全部时间与精力,几全部投入于争取国家的团结统一之中。他认为:“统一问题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统一才是生机,不统一便是死路。”当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已占据我半壁江山,可是国共间在一度有所团结后,不久即分裂,且日益加剧。于是先父又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联络于第三方面人士之中,其重要活动有:访问延安(1938 年),巡视山东敌后(1939 年),组建中国民主同盟(1941 年),赴港创办《光明报》(1941 年),以及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 年)等。可是这十年只有两个“窗口”留存。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后,有极简略的日记,且不足两个月,记录了奔走于党派之间的经历。二是巡视山东敌后的日记,前后约八个月,逐日记下了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经历及敌后见闻。通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较具体了解当年战争的惨酷、敌后百姓之苦难,以及党派之争的严重。
 

自 1950 年至 1980 年,连续三十年有日记;如参观访问解放后的城乡新变化(1950 年至山东、河南及东北各省),又如主动要求“参观”土改(1951 年至四川合川),所见所闻日记中均有记载。“文革”中,遭抄家和人身侮辱,其感受与心境,日记中有真实的记录。上世纪 70 年代年逾八十,作为“反面教员”于历次运动中如何应对与感受,自然也是日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令人遗憾,因“文革”抄家之祸,这个三十年日记的大“窗口”也难免遭灾难。三十年日记中,全部丢失的有六年(1955、1958、1959、1960、1964、1965),严重残损的有四年(1952、1957、1962、1963),可作为了解他生活的只有二十年,这个大“窗口”残破不全了。

因只供个人备忘,先父日记字句简短,且多省略,读来令人费解之处不少。编者试写了提要与解说性质的文字若干,并附有同年国内或国际大事举例,借以显示日记写作时的年代背景,刊于当年日记之前,以供参考。原有脚注内容,也作了增补或勘误。此外,还编制了主要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梁培恕

梁培恕谈父亲梁漱溟

大儒梁漱溟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儒家关于日常生活的学问又是怎样的?近日,以“儒家的生活世界”为主题,梁漱溟次子、86岁的梁培恕先生,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顾红亮,学者止庵等参与在上海举行的讨论。

梁漱溟与伍庸伯、熊十力

在刘东看来,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被称为“新儒学三宗”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三个人其实都是由佛入儒的。“这不可能是偶然,他们不是从小就喜欢儒学的,而是经过几种文化的对比、抉择之后又回来的。”刘东介绍,梁漱溟就早年思想转变有过一个自述,谈及自己当初归心佛法,认定人生是苦。后读《论语》,发现开篇即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往下看,全书不见一“苦”字,而更多的是“乐”字,礼崩乐坏,孔子谈得更多的是“忧”,这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也让他对儒家的学问有更多思考。

梁培恕则是通过父亲梁漱溟的老朋友的事例,来比照三个性格气质不同的儒家信徒不同的路径。梁培恕说,伍庸伯没有熊十力有名,但是是梁漱溟十分佩服欣赏的朋友,“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王——— 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

梁培恕介绍,伍庸伯原来军校毕业,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在军界本来有大好前途。但就在这样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让伍庸伯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军人的一生是不是对的?“于是他就辞职了,靠陆大的同学、陆军部的同事们的微薄资助存活,用六年时间探索基督教、佛教等等教义,此后再没有回到军界。”伍庸伯曾经在北伐时出任后方繁重的工作,北伐一完成就辞职,在家乡办教育。“他选儒家的路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周遭的人愿意听,他也会讲,这跟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想解决人类的问题。”

在梁培恕看来,父亲梁漱溟之所以转向儒学,是想明白一个道理: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终极真理,但是太多人不可能懂得它。“佛家的真理好不好?好,但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怎么办呢,他把自己救世的想法转向儒,他看了儒家的经典之后觉得孔子的思想是最适合人类的,再也没有比儒学的思想更积极乐观,更能把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都弄得很妥当的学问了。”

至于熊十力,梁培恕说,“熊先生名气很大,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最根本的毛病就是‘我执’太强,虽然‘我执’是佛教谈的,但我父亲认为‘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我父亲晚年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另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处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梁培恕说,三个人尽管都是儒家,但各自秉性、追求都使得精神轨迹截然不同。

梁漱溟的教子之道

作为一代大儒,梁漱溟又是怎么对待儿子的教育呢?“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我父亲)听任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梁培恕说自己曾写过专门回忆父亲的书记述。

梁培恕回忆说,抗战期间,梁漱溟在游击区呆了8个月回来之后,找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把哥哥梁培宽和他兄弟两个人带到重庆北涪的温泉住了半个月。“他专门抽了时间对我们两个兄弟进行教育,一个是讲国家,一个是讲家庭的历史,我的祖父怎么样,祖父重要的朋友怎么样,通过讲这些事,给我们一个暗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不是不关心,只是他采取的方法,一个是不给孩子立太多的规矩,另外关心你的走向如何,你的走向对了就可以了,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主要职责。”

梁培恕说,父亲对他们物质上的教育就是,不要挨冻挨饿就可以了,“物质条件往下比不要往上比,我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些点。”

梁漱溟(1893-1988)

文章试读

1939年6月21 日 (旧历端阳),晨五时起行往岱崮。才西北行七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见,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炮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复移至西墙峪。夜晚九时离西墙峪,越西岭至王家庵子,经上峪、下李庄,由佛庄过公路(夜三时五十分通过)北行。

22 日 晨十时抵坡里。从昨晚起行至此,共约百里之路。陆升训同学任八路特务团团长,其团部今驻此。患难之后见而倍觉亲切。随继续前进至公庄休息。下午五时亦文特来相迎,即偕住岱崮与同人同学会见甚欢。其时已昏夜,落雨。

23 日 午间得谍报敌人分从东方及南方两路而来。盖第三大队驻此已逾一周,复有省府厅处零散人员日渐纷集于此,遂形成目标。亦文当即传知整装准备出发,适张里元靳子钦亦率所部来会。彼此策商行止,经决定里元等向北走,我等西行。临行,亦文分嘱公竹川(懋淇)同学随我身边照料,秦弘同学率武装一小队为我任警卫。下午四时离岱崮到茶叶坪曾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行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两次闻人坠落沟涧,似人太多,队太长,竟不暇顾。愚虽骑马,而夹在人众行列,举步迟缓有类蜗牛,通夜行不过5 里。

24 日 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亦文让我先入休息,彼则率大队更前进至石人坡休息。我等入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此时大得马力。为免遭敌人跟踪,嘱靖波泮清率同秦弘武装队另行活动,而我与艮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初隐于后山窝一郑姓人家(有老人胸悬十字,知为天主教徒),方得喘息,忽又告警。出门见有挟衣裹粮扶老携弱者即随之行,至山脚入岩洞内隐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约从午后二时起始,七时后其声乃渐疏渐停。洞内人众整日屏息静听,待至黑夜枪声全停息,即劝我等赶紧他徙(徙往神仙洞)。我等亦不愿累及老百姓,但出洞于黑暗中爬行未远,知敌我两方哨兵警戒甚严,无法通过,只得仍退回原洞内过夜。

25 日 夜来人众先后各自离去,皆不知其所往。天明,洞内只余我等六人(艮庸、竹川、健三、茂林、荫平与我)。约早七时许敌我两方复开火。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等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紧张既过,陡然思食,盖不进食已两日矣。遂就群众所遗筐篮检觅食物,而群众亦陆续回洞收取所遗,不觉相对失笑。据云,敌人曾巡搜至郑家,见我马,谓必有游击队在此。郑妇诡称从邻村延医所用,而敌察见鞍下系有小提包(内有洗漱刮须各用具)非乡村所习见,怒鞭之甚重。以是虽庆更生,而我等却无处可以安身。经商定由郑西堂(老人之子)引至北岱崮,露宿于山上大石隙间。雨后大风彻夜,寒冷不能入寐。

26 日 经竹川之侄公培光介绍移住西小峪,住于庄长郭子升之叔父家。竹川即为蒙阴当地人,其族姓在蒙阴甚蕃(谚云蒙阴县,公一半)。后此转移多得公姓之助。午后二时枪炮声又从西北方传来,出户向山沟隐蔽,适与泮清、秦弘相遇。然彼二人竟与靖波相失。

27 日 上午仍远闻枪炮声。有第三政治大队宣传队孟队长及大队所雇之挑夫多人从石人坡逃回来,备言日前遭敌人包围情况,大队人员伤亡甚多。嘱竹川、培光往十字涧探听消息,晚八时返,决定即夜一时出发。出发前,幸得靖波来会。

28 日 由公培光引路于早八时行抵姚里坪,计程12 里。路经十字涧曾与新编第四师二团相遇。十时离姚里坪,午后二时行抵姚峪。原拟往上东门公懋法(竹川族弟)家,途中闻其附近谢子(庄名)有敌人。改而西行至此。进庄借宿,竟不期而遇之。盖懋法亦以避敌来此也。

29 日 竹川弟兄引我至附近道士海(地名)隐蔽,谓此间稍可休息两日。艮庸等则仍留姚庄。

30 日 嘱艮庸、竹川、泮清二人往石人坡,为第三政治大队办理善后。抵石人坡南山时,闻北方有炮声,一路侦察前进。虽满目荒凉而山巅尚见一二牧童,村内仍闻驴鸣。遇乡民一人请其导访孙明孝庄长,获悉有负伤之我队官长士兵王仲全等三人留村养伤,当往探视慰问,并各留给养伤费用。适有本队孙医官德芳由邻村来视。因偕往当日战地巡视,残迹凄凉,殊不忍睹。总计阵亡25 人,横尸山间及道左,多数已为土掩盖,间有露半身者面目模糊不可辨。乃各就原地加工累石围之,不使暴露。并共同相度得一可作公墓之处,备将来再行改葬。午后三时与孙医官等作别而归,比抵姚峪已入夜。

    评价梁漱溟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费孝通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 ——汪荣祖

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字,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美]艾恺

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人物。——张中行

思想与行动,在他的生活里,完全打成一片。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在思想上却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成就;他也不纯粹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只是本诸社会良心,为国内的和平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奋斗不懈。——韦政通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林毓生

Ariel
41月前  发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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